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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前齐聚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,来自江苏的他

2018-06-06 20:45栏目: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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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前,也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,一场盛会开启了中国“科学的春天”。
 
 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,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。开幕式上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出: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,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”。
 
  沿着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这条思路发展,到了1981年,党中央提出“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,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”的科技发展方针。从此,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。1978年那次大会的很多细节或许会随着时间变得模糊,但被重新燃起的科学精神却始终有着穿透时代、震荡人心的力量。今天取得的科学成就,很大程度上源于那场科学大会。
 
  过去五年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。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%,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。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.2%提高到57.5%。在重大创新成果方面,中国载人航天、深海探测、量子通信、大飞机制造等近年都有标志性突破。
 
  40年后的今天,我们应记住这场科学大会。一批曾亲身参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老科技工作者,共同回忆那场影响深远的全国科学大会,畅谈中国科技发展未来。40年前,我们从“科学的春天”走来,创新的种子开花结果;40年后的今天,科技创新必将迈入“万紫千红又一春”。
  1978年3月10日,40岁的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农技员俞敬忠接到通知,“准备到北京开会”。
 
  虽然过去了40年,但俞敬忠对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的话记忆深刻。
 
  第一句话,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”
 
  第二句话,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。”
 
  第三句话,“愿意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。”
 
  “定位、定性、服务!”俞敬忠感慨道,“这40年我参加过很多会,但这三句话记了一辈子!” “我是搞业务出身的,我知道这不仅是科学的春天,也是民族的春天,国家的春天。”
 
  1961年俞敬忠从南京农学院毕业。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分到了苏北的泗阳。一辈子没改掉浙江口音的他刚到泗阳时最怕在办公室接电话,因为双方都听不懂,他一天到晚都泡在田里。原种场是靠好种子吃饭的,职工和农民都喜欢这个一心要搞出良种的年轻人。
 
  育种是优中选优、沙里淘金的事情,在基层有的是土地和劳动力,动辄几十亩上百亩的选种库比科研单位的那点试验田要大得多。虽然毕业时间不长,但俞敬忠业务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在大单位,上面有导师,由不得你。有个大学同学去泗阳看俞敬忠的实验有点咋舌,“你是不是胆子太大了,有点瞎搞啊。”
 
  埋头干,拼命干,大胆干。就这样,俞敬忠研究的泗棉一号等成果逐渐打出了名气,农业部还在泗阳办过学习班,俞敬忠现场授课,新疆还把俞敬忠的讲义翻译成维文进行推广。
 
  俞敬忠感慨说,人的一生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,“我幸运地拥有天时地利人和,能够心无旁骛搞科研。正因为在育种上一心一意搞研究,多少出了点成果,才会参加科学大会。”
 
  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,俞敬忠又重拾起科研,对于现在的科研他有很多想法——
 
  领导重视、社会氛围好多了,投入也越来越多,但总觉得还有点欠缺。
 
  “规矩可能太多了一点”,使人放不开手脚、自由度是不是少了一点?
 
  报个课题多难,要花多少力气在申请课题要经费上,终极目的就是发表文章、评奖?很多力气花在表面文章上,“实干少了一点。坚持初心少了一点。”
 
  但展望未来,俞敬忠还是很乐观,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上说的“三个第一”让俞敬忠感受很深。“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?进入发达国家,还要做艰苦的努力。40年的变化任何人都想象不到,中国人多,中国人聪明能干,市场这么大,一步一个脚印,肯定行!”
  “四十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,真正激发出了我们青年科研人员的热情。”聊起那个春天,已经83岁高龄的姜亚光满脸幸福,仿佛就在昨天。
 
  1956年,姜亚光在江苏师范学院(苏州大学前身)毕业留校,两年后,她在上海参加一场国际展览会,被民主德国先进的光学仪器所吸引。“德国人很骄傲,他们打出大幅标语是‘德国人制造的光学仪器是世界上最好的’。”姜亚光内心就暗暗下了决心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
 
  恰好,姜亚光在学校物理系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块奇怪的镜子,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彩,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一块刻划光栅。“这是一位留美教授从美国偷偷带回国的一块残次品。”姜亚光说,她当时就对光栅美妙的色彩着迷了,就琢磨着自己研究做光学元件。
 
 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姜亚光被下放到苏州郊区的农场。同在一个农场下放的刘烈人老校长经常和她说,出去以后一定要继续搞科研,科研才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。“老校长的叮嘱,我一直记在心中。回到学校一开始只能在实验室打扫卫生,我就申请到光学实验室去。”
 
  在实验室里,姜亚光开始了全息光学元件的研究。“当时国外进口的光栅,一块就要250美金。”姜亚光说,当时真的是“一穷二白”,理论指导就是一本书——美国人写的《激光全息原理》,实践就是反复试验、比较和研究,最后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全息光栅,“只卖10元钱,远远低于进口价格。”
 
  “到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,我已经在全息光学元件领域进行了五六年的研究。”在“科学的春天”来临之前,姜亚光已经嗅到了一些悄然的变化,1975年她参加全国全息光栅交流会,作为地方高校的科研工作者被推选为小组长,“这在以前难以想象,也表明我的成果得到了大家认可。北京归来,省里也相应地进行了表彰。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些荣誉放在心上,都继续埋头进行科研工作。”
 
  1980年,姜亚光赴美国交流。“当时是一位教授用基金的钱私人雇佣我去美国交流。”姜亚光说,没想到这位教授要让她制作全息光栅或者传授他相关的技术,“这项技术不能够就这么落到外国人的手里。”无奈之下,姜亚光只能离开孤身一人申请去了另一所美国高校的实验室,“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,祖国的强大是科研的保障。三年后我毅然选择回国继续相关研究。”
 
  几十年的科研历程里,姜亚光制造了多种平面光栅、凹面光栅及与之相配的光学仪器,开拓了光学元件、去模糊、假彩色等3个研究方向,创造了假彩色显示仪。“今年,我最后一位学生也要退休了。”姜亚光说,科研的接力棒要一代代传承下去,相信学生的学生们,在美妙的光学世界里,会探索出更多的奥秘。